2000万成年人，患上这种可能？提前死亡的病,提前死亡报告的真相

更新时间：2026-01-16 23:10 来源：牛马见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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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闻？周刊消息，28岁的赵！晗长期在北京工作。去年，她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（ADHD）。赵晗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确诊时，医生直言她的症状“十分典型”，却直到“现在才来就诊”，令人意外。 学生时代结束后，赵晗才意识到自制力缺陷给她带来的巨大焦虑。她的大脑中充斥着各种想法和计划，却难以付诸行动。她经常忘缴水电费，难以收拾衣柜，也无法及时处理冰箱里堆积的食物。工作上，她常常模糊地意识到“还有事情没做完”，却又迟迟无法开始。 ADHD给赵晗带来的最大困扰，是上班频繁迟到。因此被扣发的工资，她已难以统计。有时，她换好衣服、化好妆，却仍坐在沙发上，迟迟无法出门。“感觉身体像是被黏在沙发上一样，动不了。”她说。 日前，ADHD因罗永浩的自曝登上热搜。ADHD是一种源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，过去长期被视为儿童疾病。根据相关专家共识，有30%—50%儿童患者的症状会持续至成年。随着公众认知度的提高，国内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ADHD相关问题，并前往医院就诊。 与儿童患者相比，成人ADHD人群往往表现出更广泛的功能损害，主要会导致学业受挫、工作表现不佳等。同时，成人患者也易出现婚姻关系破裂、合并其他精神障碍、药物或酒精滥用，甚至过早死亡等风险。 成人患者越来越多 32岁的赵程浩，去年8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被诊断为ADHD。他毕业于一所211大学，有过数年职场经历。确诊前一年，他开始在电商领域创业，但拖延症愈发严重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创业期间，他逐渐意识到，自己长期的“失控”状态，并非简单的自制力不足。随后，他在网上查资料发现，ADHD的许多症状与自己的表现高度契合。“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就去医院就诊了。” 多位精神科专家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近年来，前往医院确认自己是否患有ADHD的成年人明显增多，这也使得确诊患者人数持续上升。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玉龙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她在门诊中接触到的成年患者，往往是在高中或大学阶段，才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存在问题。 早在20多年前，陆峥就关注到成人ADHD，并将其作为博士后期间的研究课题。他现任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医师，参与了多部中国精神障碍和ADHD相关指南的编写。陆峥注意到，大约从2010年起，国内精神科门诊中因ADHD就诊的成年人数量明显增加。 2022年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团队增设了ADHD综合干预门诊，面向成人及儿童患者，由该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担任学科带头人。郑毅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过去ADHD门诊多设在儿科，不少成年人只能挂儿童门诊的号，心理上会感到不适，甚至产生抵触情绪。随着ADHD专病门诊的设立，前来就诊的成人ADHD患者不断增多。 据《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（2023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共识》），成人ADHD患病率尚无一致结论。全世界范围内，成人ADHD现患率为0.6%—7.3%。综合现有文献，目前国内患病率约为3%。据此粗略预估，国内的成人ADHD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。郑毅参与了该《共识》的制定。他指出，尽管近年来成人ADHD的确诊人数有所上升，但与真实发病规模相比，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尚未被识别。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医师叶敏捷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他在临床中观察到，成人ADHD患者的核心特征较为相似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一是注意力难以集中；二是情绪波动较大；三是在行为上容易冲动，存在执行功能障碍。 对赵程浩来说，拖延和思维过度活跃是ADHD带来的主要困扰。过度活跃的思维，使他在与人交谈时容易走神。久而久之，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，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倾听他人的能力。 34岁的张文，毕业于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，在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。去年5月，她在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ADHD。进入职场后，她开始频繁出现情绪困扰。她举例称，在工作中需要反复修改PPT内容，一度让她难以承受，甚至出现情绪失控。“医生曾告诉我，我的情绪问题与长期专注能力不足存在关联。” 成年ADHD患者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普遍较低。叶敏捷分析，例如在工作中，临时改计划、领导突然加任务，很多人仍能勉强接受，但对部分ADHD患者来说，这种“忍耐”本身就非常困难。情绪爆发后，他们往往也会后悔。这种反复出现的情绪冲动，会对人际关系造成明显冲击。 频繁的兴趣切换，也是成年ADHD的常见特征。和赵程浩一样，对任何事物，张文都表现出明显“三分钟热度”。她提到，自己的兴趣非常广泛，阅读、攀岩等都会阶段性投入，但往往过一段时间就转向新的事物。叶敏捷指出，在成年阶段，ADHD更多表现为做事缺乏持续性。频繁的兴趣切换，会直接影响计划的执行力。 为何成人ADHD患者越来越多？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陆林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近年来，成人ADHD受到关注，更多反映的是识别率和社会认知的提升，并不意味着患病率突然上升。过去，成人注意力差、效率低常被归因为性格或情绪问题，没有进入医学诊断体系。随着研究深入，这类神经发育性障碍逐渐被正确认识。同时，现代社会信息密集、工作和学习节奏加快，对专注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提高，使部分人群在高压力环境下症状更加明显，从而主动就医。 对赵程浩来说，确诊带来了一种强烈的“被解救感”。他形容，自己此前的人生仿佛一直在迷雾中前行，这一刻终于看到了方向和希望。 <section nodeleaf=""></section> 罗永浩是较早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成人ADHD患者之一。（资料图） 早期童年症状未被识别 这些前来就诊的成年人，并非突然患病。“成年后被诊断为ADHD的人，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多就出现过相关征兆。”多位受访专家强调，ADHD是一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神经发育障碍，很多患者早期童年的症状未被识别或未受到足够重视。 多位受访者称，ADHD人群从小到大往往被周围人误解为懒散、不努力、不够稳重。张文从小就特别好动，多次因迟到被老师罚站、丢三落四被家长责备。赵程浩放学回家后，很少主动分担家务，家人因此认为他的生活能力差、性格懒散。 赵程浩从小就存在学习困难，严重拖延几乎贯穿整个学生时代。不过，由于从小学开始住校，在老师的监督和明确的学习目标驱使下，他的成绩一直不错。进入大学后，他的学习和生活逐渐失序：拖延愈发频繁，自律能力下降，成绩迅速下滑，最终考研失败。 叶敏捷表示，在门诊中，他常遇到一些大学生因学业难以为继前来就诊。进一步了解后发现，其中一部分人属于“高智商代偿型”，即注意力和执行功能存在缺陷，但凭借较高智商，仅用较少的注意力就能应付中小学阶段的学习，问题因此被掩盖。他进一步解释，这类患者在初高中阶段，往往依赖一个“外在系统”支撑生活和学习，相当于用外部管理弥补内部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。 前述《共识》指出，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。目前，业内认为，ADHD是由多种生物学因素、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。 多位专家也提到，儿童和成人ADHD在诊断标准上本质一致，只是随着年龄增长，症状的外在表现发生了变化。郑毅举例说，成人ADHD的一个典型特点是，“多动”行为往往被压制或内化了，童年时期那些明显的敲桌子、下位子、来回跑动等行为，在成年后不再那么突出。 前述《共识》提到，因多动而主观体验到心慌意乱、坐立不安，也是诊断成人ADHD的标准之一。叶敏捷补充，成人ADHD更常表现为一种“静不下来”的状态。比如在会议中明明坐着，却总想站起来走动，或身体保持不动，但思绪早已游离，难以持续投入当前任务。 20岁的周彤是某985高校一名艺术专业的大三学生，去年12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确诊ADHD。在确诊前，她曾在医院接受多项检查，包括智力测定、症状自评量表，以及心电图、脑电图等。 陆峥介绍，ADHD的诊断通常从系统性的精神检查入手，重点了解患者是否存在焦虑、抑郁等情绪和行为问题，并对注意力、多动、冲动等核心症状进行评估。随后，医生会结合多种精神科量表，从情绪、行为、注意力、人格及生活事件等多个维度展开评估，并综合个人病史和家族史，形成初步判断。若患者符合ADHD的核心特征，可进一步依据相关诊断标准确诊。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成年人通过阅读书籍、网络自测等方式进行自我对照，之后前往医院求证。记者注意到，在某社交平台上，一份售价仅几元的ADHD自测量表，3个月内销量已超过1000份，这份量表被附在一则题为“怀疑自己是ADHD？5分钟自测准到离谱！”的帖子下方。多名专家提醒，网上自测ADHD并不靠谱，其参考价值非常有限。 “成人ADHD的漏诊率和误诊率较高，因为其常与焦虑、抑郁、强迫、情绪波动、成瘾行为等共存，极易被忽视。”陆峥表示，有必要提高公众对ADHD的科学认知。有些人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时，容易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“自己可能是ADHD”，仿佛这一标签可以解释一切，甚至成为某种“护身符”。但他指出，具体问题的成因及其发生发展过程，仍需通过专业医生的科学评估加以厘清。李玉龙指出，在她接诊的100多名自认为患有ADHD的成年人中，最终被确诊的不足10人。 郑毅指出，诊断成人ADHD时，需要回顾患者此前尤其是12岁以前的症状表现，而不能只看当前状态。如果一名成年患者在童年完全没有ADHD的相关表现，医生在做诊断时就需要格外谨慎，因为注意力不佳等问题也可能由情绪障碍等其他原因引起。 李玉龙提到，一些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其他心理或精神问题，这类共病需要先处理，再持续观察，通常需要多次就诊，才能做出明确判断。 陆林表示，成人ADHD症状容易与压力过大或一般拖延混淆。ADHD通常具有早期起病、长期存在、在多个生活场景影响功能的特点，而压力或情绪问题多为阶段性，随环境改善而缓解。常见误区是把短期状态问题当作ADHD，或将真实的ADHD简单理解为“不自律”。 “药物无法解决所有问题” 确诊ADHD后，赵晗并未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医生先后给她开了两款治疗多动症的核心药物——托莫西汀和专注达。 医生告诉她，如果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就不用服药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吃药调整。“医生说这些的时候，我意识到确诊只是和过去一些事和解，但未来的路仍是要靠自己走。”赵晗表示。 多名专家强调，ADHD的干预应尽早进行。在药物治疗方面，目前针对ADHD的用药主要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以长效哌甲酯缓释制剂为代表的中枢兴奋剂，如专注达；另一类是以托莫西汀为代表的非兴奋剂药物。李玉龙表示，如果上述药物效果不理想或患者不能耐受，还可以考虑使用可乐定或胍法辛等药物。如果存在共病情况，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联合使用其他药物，例如抗抑郁药、用于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，或改善睡眠的相关药物。 赵程浩每天服用一粒专注达。他表示，用药后拖延问题明显改善，行动力显著增强，以前可能拖一个月的任务，现在一天即可完成。但药物也有副作用，如药效结束后疲惫感明显、食欲下降以及长期轻度亢奋等。 “药物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”郑毅认为，药物对成人ADHD的症状有效，但功能恢复、生活方式调整及心理层面改善，单靠药物并不够。他谈到，成人ADHD的治疗难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发现和干预普遍偏晚；二是共病比例高。前述《共识》指出，成人ADHD中约45.76%合并抑郁障碍。“部分成人患者对ADHD的核心认识存在偏差，加上宣传容易让人误以为‘吃药即可恢复功能’，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。” 陆峥强调成人ADHD治疗遵循三大原则，即全病程治疗、综合治疗，以及个体化治疗。陆林指出，相当一部分医生，甚至包括部分专科医生，仍将ADHD视为“儿童疾病”，导致真正的成人患者难以查明病因。国内相应医疗资源也存在严重匮乏，儿童精神科医生本就稀少，用药方面也存在限制，哌甲酯等一线治疗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，因此一些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得到相应治疗。 除了药物治疗，认知行为治疗同样被证实是有效的ADHD治疗手段。“成人ADHD患者在学校和职场中几乎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体系。”陆林表示，他们往往更需要认知行为治疗、执行功能训练、职业指导以及环境调整等非药物干预方式，但这类社会心理支持资源在现实中非常稀缺。 在郑毅看来，从实际效果看，在不少情况下，行为认知疗法并不逊色于药物治疗。但在现实中，行为治疗的推广面临诸多困难：一方面，这类治疗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要求很高；另一方面，目前医院的收费体系和配套机制也尚不完善，限制了其广泛开展。 （文中赵晗、赵程浩、张文、周彤均为化名） 原标题：2000万成年人，患上这种可能提前死亡的病 编辑：吴思责编：秦雨审核：廖异 【免责声明】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“来源：上游新闻”或“上游新闻LOGO、水印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”等稿件均为转载稿。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，请 联系上游 。 举报

编辑：奥德拉·麦克唐纳